永利集团IDG麦戈文脑科学研究所、永利集团/华东师范大学yl23411永利周晓林教授课题组，联合苏黎世大学经济系苏黎世神经经济学中心开展的研究，“Neurocomputational evidence that conflicting prosocial motives guide distributive justice”，于2022年11月29日在美国科学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PNAS) 杂志发表。该研究揭示了在进行财富再分配的过程中，不同的亲社会动机（包括不公平厌恶、伤害厌恶和等级反转厌恶）相互作用、影响个体做出再分配决策的计算神经机制。该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多重亲社会动机相互作用影响资源/财富再分配的认知和生物学基础，而且有助于拓展有助于有关第三方社会偏好的单维度动机经济学理论，为税收政策等资源和财富再分配制度的制定和改进提供思路和理论依据。
追求公平、公正始终是人类实现和平共处和高效合作的重要推动力，也是实现社会正义的基石。公平分配的原则不仅会影响社会中每个个体的切身利益（如工资收入），还会更加广泛地影响社会群体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福利（如税收和医疗资源分配政策）。然而，人们在进行实际的资源和财富分配时，常常需要面对复杂的情况。如在制定税收政策时，政策制定者既需要提高对高收入群体的征税比例，以此降低贫富差距，又需要尽可能保护每个个体的利益、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也就是说，人们在解决资源和财富再分配的问题时，不仅需要考虑公平原则（如不公平厌恶），还需要同时考虑其它可能会导致个体不再追求公平分配的社会动机。然而，以往的大多数研究仅仅关注于公平原则对资源/财富分配或再分配的影响，忽略了其它亲社会动机在这一决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在本研究中，周晓林课题组在他人相关研究基础之上，借助全新的财富再分配范式，通过计算建模，分析分离出三种不同的亲社会动机——不公平厌恶、伤害厌恶和等级反转厌恶，并结合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技术，考察人们在做出财富再分配决策时，不同动机加工并影响决策过程的神经机制。
在财富再分配范式中，受试者在每一轮的任务中需要针对两位陌生的匿名受试者进行报酬再分配（图1）。受试者被告知，这两位匿名受试者之前已经参与另一项研究，并完成了完全相同的工作，做出了完全相同的贡献。电脑随机提出一个相对不公平的初始分配方案（如图1：Initial offer）。本研究的受试者，作为利益无关的第三方，有权力从两个备选方案（图1：Offer 1 和Offer 2）中选择一个来替换电脑提出的初始方案。在无等级反转条件中（图1 左），两个备选方案都比电脑提出的初始方案更加公平，并且两个备选方案都维持了初始方案中两位匿名受试者获得报酬的相对等级。在等级反转条件中（图1中），电脑提出的初始方案和相对不公平的备选方案（Offer 1）与无等级反转条件中的相应方案完全一致。唯一不同的是，在等级反转条件中，相对公平的备选方案（Offer 2）反转了两位匿名受试者在初始方案中获得报酬的相对等级。如果受试者的再分配决策仅仅受到公平原则（不公平厌恶）的影响，那么在这两个条件中，受试者选择更加公平的备选方案（Offer 2）的比例应该完全相同。然而，实验观察到的结果却是，相比于无等级反转条件，在等级反转条件中，受试者选择更公平的备选方案的比例显著降低（图1右）。这一结果表明，个体的财富再分配决策不仅受到公平原则的影响，还会收到其它动机的影响。
图1. 财富再分配范式:无等级反转条件（左），等级反转条件（中）。行为结果（右）：相比于无等级反转条件，在等级反转条件中，受试者选择更加公平的备选方案的比例显著较低。
计算建模分析进一步帮助我们阐释了影响受试者决策的背后动机。结果表明，受试者的再分配决策不仅受到了不公平厌恶（图2，参数α）的影响，还受到了伤害厌恶（图2，参数β）和等级反转厌恶（图2，参数δ）的影响。伤害厌恶是指个体在帮助某一方获得更多利益的时候会避免损害另一方的利益；这一倾向导致个体在等级反转条件中会因不愿对初始方案中优势的一方造成额外的损失而避免选择更加公平的备选方案。等级反转厌恶则是指个体在进行再分配时会表现出维护既有等级（避免反转既有等级）的倾向；这一倾向也会导致个体在等级反转条件中因不愿反转初始方案中的既有等级而避免选择更加公平的备选方案。计算建模的结果说明，不公平厌恶、伤害厌恶和等级反转厌恶，这三种亲社会动机共同影响了个体的财富再分配决策。
图2. 计算建模结果。（A）参数恢复分析表明我们提出的模型能够成功地分离不公平厌恶（α），伤害厌恶（β），和等级反转厌恶（δ）三种不同的亲社会动机。（B）代表三种动机的参数在受试群体中的分布。（C）根据计算模型和每个受试者的参数值模拟生成的行为数据与实际观察到的行为数据高度相关。
鉴于行为和计算建模结果已经表明，伤害厌恶和等级反转厌恶会与不公平厌恶产生冲突，导致受试者不再追求公平分配，我们希望通过脑成像数据进一步研究，当不同亲社会动机相互冲突时，个体对公平信息的加工和利用会产生怎样的变化。脑成像结果表明，在无反转条件中，纹状体（Striatum）的活动强度与公平信息高度相关；在反转条件中，纹状体的活动强度不再与公平信息相关（图3B）。这一结果表明，当不同亲社会动机相互冲突时，个体对公平信息的敏感度可能大大降低。功能连接的结果进一步表明，在等级反转条件中，纹状体与背内侧前额叶（DMPFC）之间的连接强度受到公平信息的调节（图3C）；而这一调节效应的增强与纹状体对公平信息敏感度的降低显著相关（图3D），与个体选择公平选项的比例的降低相关（图3E左），也与个体伤害厌恶的增强相关（图3E右）。这些结果共同表明，纹状体在公平信息加工和公平决策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纹状体与背内侧前额叶之间的功能连接能够反映个体在不公平厌恶和伤害厌恶两种动机之间的权衡过程。
图3. 脑成像分析结果。（A）作为种子脑区的纹状体。（B）在无反转条件中，纹状体活动强度与公平信息相关；在反转条件中，纹状体活动强度与公平信息的相关程度减弱。（C）背内侧前额叶与纹状体的功能连接强度在反转条件中受到公平信息的调节。（D）DMPFC-Striatum连接强度受到公平信息的影响越大，纹状体活动对公平信息的敏感度就越弱。（E）DMPFC-Striatum连接强度受到公平信息的影响越大，个体选择公平选项的比例就越低（左），个体表现出的伤害厌恶也会越强（右）。
此外，脑成像结果还发现，不同的亲社会动机可能通过纹状体与不同的额叶脑区相互作用，影响个体的再分配决策。具体而言，具有更强的不公平厌恶的个体在选择不公平选项时，纹状体与额下回（IFG）之间表现出了更强的功能连接；具有更强的等级反转厌恶的个体在选择不公平选项时，纹状体与额上回（SFG）之间表现出了更强的功能连接。计算建模和脑成像结果共同表明，纹状体及其与不同脑区的交互作用整合三种不同的亲社会动机，进而影响个体的再分配决策。
图4. 功能连接分析结果。（A-B）具有更强的不公平厌恶的个体在选择不公平选项时，纹状体与额下回（IFG）之间功能连接越强（上）；具有更强的等级反转厌恶的个体在选择不公平选项时，纹状体与额上回（SFG）之间功能连接越强（下）。
周晓林教授课题组博士生李悦、已毕业博士生（现苏黎世大学经济系博士后）胡捷为论文共同第一作者，胡捷博士与周晓林教授为共同通讯作者，苏黎世神经经济学中心Christian Ruff教授参与了部分工作。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31630034, 71942001）的资助。胡捷博士和Christian Ruff教授得到了欧洲研究委员会（ERC，European Union’s Horizon 2020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program; grant agreement No 725355, BRAINCODES）的资助。
原文链接: https://doi.org/10.1073/pnas.2209078119
2022-11-30